我觉得人民公社可以看成当时人民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一种美好愿望，初衷是好的，只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人民公社的故事虽然发生在50——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它的序幕其实在康有为写作《大同书》的时候就已经拉开。当然，《大同书》给予我们民族优秀分子的影响并不仅止于毛泽东一人，对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周作人等也产生了影响。而康有为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乌托邦”的思想家，“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创造者——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就早于康有为400年来到这个世界。因此，毛泽东等人的人民公社梦想是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读完本书，可以了解人民公社的前因后果，以及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及各地官员的想法。此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说，如果他搞不到粮食，城里人要爆炸，如果他强行征粮，乡下人要爆炸。为了解决城乡粮食问题，为了知道每一家农户产多少粮食，确保逐户征粮无误，不得不实行统购统销，这可以说是人民公社的“萌芽阶段”。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为集体劳动，有了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暂且我把它看作“发展阶段”。为了扩大组织规模，把更多的农民组织起来，有了高级合作社，我把它称作“高潮阶段”。自始至终，不管是人民大众还是当时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二者都是怀着一种美好的愿望发动、加入人民公社。或许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或许是真正为建立一个“大同社会”，或许如温铁军所说，集体化才能大力兴修水利、买拖拉机等大型农机具等等，这些想法都是美好的。但是，不可否认有消极的一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压，吃不饱穿不暖的大有人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生活越来越贫穷。1959年——1961年的灾害，据官方统计死亡人数3000万左右，但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吃不饱饭，从而造成生育能力下降，未出生的小孩应该也有3000多万。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林毅夫这样说道：“为什么中国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在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之后，会突然出现危机？迄今为止有三种分析，连续的自然灾害、政策的失误和管理的混乱、集体的规模过大因而缺少足够的激励机制。”为什么在后期，人们会出现消极懈怠的情绪？是否如林毅夫所说人民公社的危机在于农家作为一个经济的细胞，是否具有独立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我想的确是这样的。自改革开放之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把每户农家作为一个经济细胞。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规定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所以，国家的稳定发展是不能丢掉把每一户农家看作独立的经济体这个事实，在此基础上，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

    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